在淄博，它们一“醒”惊天下

淄博市已有三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淄博，它们一“醒”惊天下

高青陈庄-唐口遗址博物馆内景

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的陶片

临淄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 出土的车马遗迹

3月28日上午，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火与文明：万年文化的形塑——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成功入选。这是继临淄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高青陈庄-唐口遗址之后，在淄博市进行的考古发掘项目第三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活动是由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在全国范围内推介并宣传当年重大考古发现的一项重要活动，其评选标准要求符合国家文物局的报批手续，并保证发掘质量，发掘内容要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且为中国考古学科提供新的内容信息及新的认识。活动始于1990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获得了业内高度认可及全社会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为公众“走进考古”打开了一扇窗，也为考古“走出象牙塔”架起了一座桥，成为文博领域一项现象级传播案例。

临淄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后李文化的命名地

临淄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后李春秋车马坑包括1号和2号两个车马坑，位于后李村。根据出土器物及地层推断，当为春秋中期或略早，国王或贵族之殉葬坑。

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位于临淄区齐陵镇齐王陵附近，出土相当数量的仿铜陶礼器和铜、石乐器。出土铜器、陶器百余件。墓室内发现20余辆独辕马车，更是发掘的重大收获，根据车舆结构与用途，大致分为三类：兵车（轻车）、安车、役车（栈车）。特别是在挖掘时用石膏灌注出的许多原型标本，为研究古代独辕车的构造和战国车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墓室北侧发现一座大型殉马坑，殉马数量多达69匹，是已发掘的齐国大墓中保存随葬品最多的墓葬之一。

后李遗址是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后李文化的命名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遗址位于临淄区齐陵镇后李官庄村西北约500米处的台地上，西北距临淄齐国故城约2.5公里。后李遗址文化堆积序达2至5米，由上到下共分12层，自下而上的层次是：12至10层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李文化遗存，9层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北辛文化遗存，8至6层为周代遗存，5至3层为西汉至明清遗存。后李遗址包含了新石器文化遗存、两周（西周、东周）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三大阶段，埋藏着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清代，时间跨度近8000年的文化遗存，显示了该地区历史积淀丰厚，为研究该地区历史进程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史料。另外大量的后李及北辛文化遗存的发现，对鲁北地区早期文化的文化演变、年代测定、食谱分析、基因研究等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高青陈庄-唐口遗址：填补山东周代考古多项空白

高青陈庄-唐口遗址为“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位于高青县与邹平市交界处的小清河两岸。主要部分位于小清河北岸高青县花沟镇陈庄村与唐口村之间，向南延伸到小清河对岸邹平东安村东。遗址内发现西周早中期城址、西周贵族墓葬、祭坛、马坑、车马坑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陶器及较多的骨器、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发现西周时期的遗迹也最为重要，是山东地区所确认的最早的西周城址，也是鲁北地区所发现的第一座西周城址。

另一重要发现是位于城内中部偏南的夯土台基。由其结构和所处位置，初步判断其与祭祀有关，或为“祭坛”，此为山东周代考古的首次发现，在全国这一时期也十分罕见，为研究周代的祭祀礼仪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墓葬出土铜器上的铭文内容也表明其与齐国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铭文中的“齐公”字样，为金文资料中首次发现，对研究早期齐国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此次发掘还发现了山东地区首例西周刻辞卜甲。

它在许多方面填补了山东周代考古的空白，为研究齐国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珍贵资料，为探索齐国早期都城营丘的地望提供了重要线索，为研究齐国创始人——姜太公提供了科学重要实物资料。陈庄城址的重大发现为探索营丘都城具有坐标意义。对城址的性质，专家研究认为：一是齐国早期都城——营丘；二是齐国西周时期周王陵墓；三是齐国西周时期一座军事城堡性质。

2012年8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在高青召开了“甲骨学暨高青陈庄西周城址重大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认为：“高青是姜太公的始封地，陈庄西周城址早期作为齐国政治文化中心都城使用，而西周中晚期则为姜氏齐国诸侯墓葬区。若此，陈庄西周城址或是姜太公所建齐国初都营丘城，或营丘城就在此近邻。”

临淄赵家徐姚遗址：我国万年文化发展史的重要实证

临淄赵家徐姚遗址为“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位于临淄区东部赵家徐姚村西，南距淄河1.2公里，东距后李遗址4.2公里。属鲁中泰沂山地向鲁北冲积平原过渡地带。

该遗址是在配合临淄区基本建设项目发掘战国-汉代墓地的过程中发现的，发掘者根据埋藏于现地表下4至6米的红烧土薄层展开了大面积揭露、发掘与研究，并最终确认了旧新石器过渡阶段人类遗址。

遗址距今1.1万年至1.5万年，发现了埋葬在冲积扇加积过程中的大面积、多频次红烧土堆积，目前确认的分布面积已达数平方千米。在发掘红烧土堆积过程中，于赵家徐姚村西发现一处距今1.31万年至1.33万年的临时性活动营地，总面积约400平方米，至少有火塘3处，呈品字形分布，围绕火塘发现遗物1000余件。以动物骨骼为主，陶片、陶塑次之，少量石制品、蚌壳制品。其中陶片200余件，包括可复原陶器2件、花边口沿6件，穿孔陶片5件。均为夹炭红陶，质地均匀、器型规整、表面磨光。陶塑100余件，质地细腻，形态多样。蚌制品20余件，其中穿孔蚌器1件。石制品50余件，多权宜性工具。骨骼标本500余件，以鸟类和鹿类为主。

赵家徐姚遗址保存完整，遗物丰富，性质明确，年代关键。是华北地区乃至国内旧新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生业模式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该遗址既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器年代最早的，也是国内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充分反映了制陶工艺的技术成就。这也充分说明该地区存在更早的陶器起源阶段，刷新了人们对该阶段制陶水平的认知，为国际上更深刻理解陶器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赵家徐姚遗址发现了人类用火管理景观的最早的、直接的考古证据，也是世界范围内崭新的考古材料。不仅填补了国内史前考古的关键缺环，更为认识旧新石器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是我国万年文化发展史的重要实证。

赵家徐姚遗址见证了人类大规模用火向自然攫取资源，用火来改变工具材料，进行陶器的创造发明过程。人类在这里展现了由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创造新事物的过程。为理解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人类行为、技术选择、生态位构建、景观变迁及社会组织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从认识上改变了东亚地区农业起源模式的观察维度，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和农业起源路径的差异。

记者 丁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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